这些条条框框，严格地规范了节妇的评定标准。如果守节是一场与生命的赛跑，以时间长短为考量的标准则分出不同的赛制，“恐贼污投河自尽”的烈妇跑了百米冲刺，守15年的如中长跑，余罗氏则是马拉松。

　　但是，守节时长的节点并非贞节之路的终点。若其子女没有获得较高的成就，朝廷是不会准建牌坊的。她们或像余罗氏其子当上了五品州官，或经商致富，且对地方有些善举，才具有旌表、宣扬的社会意义。

　　作为清朝的一项制度，这套评估节妇的标准终止于辛亥年。然而仅三年后，袁世凯搬出了全新的《褒扬条例》：(1)节妇条件：守节年限从30岁以前 到50岁以后。但年龄不到50岁而死亡的，守节年限达到6年的也可。(2)烈妇、烈女条件：凡是遇到强暴不从，导致死亡，或者羞愤自尽的，以及丈夫死后， 自己也不想活，殉夫而死的。(3)贞女条件：守贞的年限要求与节妇相同。在夫家守贞死亡的，或者守贞没到规定的年限而死亡的，都算在内。

　　这是袁世凯在百般忙碌之中特意抽出两天三夜，独自斟酌，反复推敲出来的。只不过，在他死后，几房姨太太随迁天津大营门的袁宅，分门别户，之后各奔前程，袁家也就随之瓦解了。那些曾被灌输《褒扬条例》的姨太太们，终究没有一个为袁世凯去做节妇、烈女。

　　坚持走到贞节之路的终点，牌坊就是一个护身符

　　在此次寻访期间，无论常德澧县的余氏族谱，还是郴州汝城的袁氏族谱，或是郴州北湖的何氏族谱，无一不记载有族中的节烈妇女。其中，以死殉节的妇 女占有不小的篇幅，她们的传记虽短，关于殉节的死状却是翔实的，如“投水溺亡”、“上吊而死”等。无疑，这些殉节者的故事都是悲剧。这合乎一种流行的观 点：每一座贞节牌坊的下面都有一个妇女在呻吟。

　　相比而言，余罗氏所说的“何坊焉(何必再建牌坊)”那番话，就更好理解了。她在守节数十年之后，终于看到了其子成就非凡，家业兴旺，建不建牌坊已经无所谓了。

　　在浏阳，涂刘氏的丈夫涂文绶24岁病逝后，过了长达33年的守寡生活。1895年，光绪皇帝特批涂氏族人为涂刘氏建立贞节牌坊。在建牌坊的同 时，涂家还为老妇人修了一座大宅，并请湖南巡抚陈宝箴题写“操并松筠”的匾额。然而，刘老妇人硬是要把宅子命名为“锦绶堂”(苏维埃湖南省政府曾在此驻扎 过)，一者丈夫被朝廷追授穿锦袍、佩绶带，再者丈夫名字中有“绶”字。锦绶堂就成了这位贞节妇女为纪念亡夫而建。在其心中，对丈夫的依恋毕生不渝。

　　作为被官府认可、并准许建坊的守节妇女，她们还将为家庭获得另一项特权。明代洪武元年，朱元璋诏令：“民间寡妇，三十以前夫亡守志，五十以后不改节者，旌表门闾，除免本家差役。”

　　这种奖励措施在传统的农耕时代，意义是非凡的。不少人家为了贪图荣利，甚至把寡妇的年纪更改，以符合被旌表的条件。这一造假之风曾一度流行，不 然明宪宗不会在成化元年奏准：“如有夫亡时，年纪三十以上，及寡居未及五十岁妇人，增减年甲举保者，被人首发或风宪官覆勘得出，就将原保各该官吏里老人 等，通行治罪。”

　　由此可见，寡妇坚持到贞节之路的终点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，使自己能够安享晚年，进而使后代受到良好的教育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牌坊就是一个护身符。

　　数字

　　至清代，仅安徽某县就达二千二百多名节妇、烈妇

　　据《汝城县志》记载，节烈妇女在宋元两朝各有一位，明代有二十位，清代则超过了三百位。而据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统计，“节妇、烈妇”唐代只有五十一人，宋代增至二百六十七人，明代三万六千人，至清代，仅安徽某县就达二千二百多人。

　　湖南旧志中的贞节女子

　　平江有数可计、有地可查的“贞节牌坊”就有42处，有妻妾同为一夫守节的双节坊;有为未婚夫守贞不嫁的贞节坊。用匾额和文书旌表的就更多了，同 治平江县志载共旌表烈女节妇773人。宜章旧县志《烈女传》中记载600多名贞节妇女，最小的13岁。泸溪县志记载，明代至民国初期节烈女子395人。凤 凰厅续志卷15《烈女志》中记载：节妇157人，节烈5人，贞烈4人，贞孝7人，节孝7人，共180人。

　“玉洁”“冰清”被踩在脚下，再立起来?　　

　　汝城太保第。在汝城，还存有很多这样的祠堂。据老人们说，曾经祠堂的周边大多有贞节牌坊，相对有实用功能的祠堂，贞节牌坊的存活率要低很多。

　　□撰文/邹伯科 摄影/朱辉峰

　　在辛亥前后，人们对贞节的不同实践，可谓是一个新旧更替时代有趣的观念摇摆，人们对贞节牌坊有质疑、反对、批判，也有支持。几十年后，物质上的 牌坊在“破四旧”与经济建设大潮中则是拆之而后快，几乎毁灭殆尽。如今又开始保护与修缮。即使在短暂的100年里，贞节牌坊也有着不停反复的遭遇。破了又 立，立了又破。

　　心理上的牌坊纠缠与反复

　　辛亥之后，摇摆的时代，有人以死守贞节，有人搏命求婚姻自由

　　1921年，已是民国十年，位于湘南的郴州北湖鲁塘镇村头村，何氏家族为李氏立起了一座节寿亭，实为贞节牌坊。此前，早在清光绪年间，何氏家族就已将立牌坊一事奏报朝廷。怎奈气数已尽的朝廷已无力顾及此事，至清朝灭亡，何家依然没有等到准许建坊的批文。

　　皇帝没有了，并没有阻止何家建坊的决心。不同的是，只能假托建坊一事得到了神仙“李铁大仙”的旨意。而建坊人的名单中，“高等学校毕业愚(女至)宝贤”的落款最夺人眼球。一者，她是位女性，再则是受了高等学校的新式教育。

　　辛亥之后，婚姻家庭改良和革命的声音十分响亮。胡适在“贞操问题”中说：“这个问题并不是‘天经地义’，是可以彻底研究，是可以反复讨论的。” 但是，何宝贤在学校应该读过《整理教育方案草案》一类的文件。这是袁世凯于1914年颁布的。此前数月，袁世凯出台《褒扬条例》，发布节妇、烈女、贞女的 标准。其时，正值妇女运动处于一个低潮阶段。一向以支持妇女参政为己任的《妇女时报》，专门重力发出一篇报道：孝感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朱友云，得知未婚 夫生病后，一病不起。又听媒人说只有她嫁过去冲喜才有希望治愈，立即放弃学业，与病榻上的未婚夫草草成婚。半个月后，丈夫病情加重，不日死亡。朱友云先是 以头撞地，欲死而不成，最后吞下一枚金戒指，追亡夫殉去。